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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簿（第2页）

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

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

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

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

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

我们要了啤酒、血肠①加洋葱和黑面包。

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

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

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①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

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

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

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

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

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

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

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

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

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

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

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

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

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

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

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

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

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

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

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

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

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

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