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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簿（第1页）

我守护着一件宝贝。

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

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本总共一百二十页。

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

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

有时我的还受风吹雨淋。

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上去。

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

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

在这本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

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

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

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

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

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

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

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

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①，我们常去拍照。

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

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

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

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

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

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

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

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

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

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①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

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

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

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

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