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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四部电影?”
“内,就选这四部!”
“那好,我通知他们的负责人去找你!”
“内,真是麻烦姜社长了。”
“不用这么客气,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在告别了热情相送的姜帝圭,韩佳人恍恍惚惚的驾车离开了忠武路,直到现在,她都还没有回过神,没想到问题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更让她讶异的,还是姜帝圭跟卢德双到底是什么关系,姜帝圭为什么会这么热情的帮忙,肯定不是卢德双说的那样,姜帝圭是他的朋友这么简单。
确实,韩佳人猜测的没错,卢德双跟姜帝圭的关系确实不简单。
首先,卢德双已经入股了姜帝圭的公司,占股还不少,是姜帝圭公司的大股东,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当然,这次姜帝圭之所以会这么热心的帮助韩佳人,自然是给卢德双面子,因为,在卢德双的帮助下,姜帝圭下半年将要到美国拍电影,而电影的投资人,正是卢德双,你说他能不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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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帝圭这边刚帮韩佳人解决了电影的问题,卢德双这边也遇到了一个上门求助的人,而这个人的请求,恰恰还是卢德双想要拒绝,却偏偏拒绝不了的人,他就是北电导演系教授——谢非!
一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对年长者来说,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42年,谢非出生在硝烟弥漫的霞北岩安,母亲是一名老红军,父亲谢爵载后来成为新华夏的首任内务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而在那个时局紧张的抗战年代,电影对于生长在窑洞里的谢非来说,还只是一个城市里才有的传说。
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不到七个月,谢非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坠地了,而当时医疗和营养条件,都非常的落后,不由得让父母为他担忧,便给襁褓中的这个婴孩,取了一个象征“长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着延河水长大,懵懂中迎来了抗战胜利,又在闪烁的记忆碎片里度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
从七岁开始,谢非与供和国都迎来了各自美好的十年。从八一小学、一○一中学、北平四中,到修习书法、表演戏剧,这位少年逐渐展露出自己的文艺天赋,这连老成持重的法学家父亲,也未曾想到。
谢非读北平四中时,和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甚至还男扮女装反串过一把校园话剧《蔡文娇》。后来,受爱好收集电影说明书的姐姐影响,谢非迷上了电影。
“以后我将看电影的感想,对影片的艺术处理及演员表演作初步的评论得出结论,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顺的表达。谢非以此语立下“志向”,一头“栽进去了”,坚持从1957年到1962年写了三本厚厚的观影笔记。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电影,两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评论。
谢非与谢爵载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父亲对他更多是精神上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身教。谢爵载身担要职,没有太多时间直接过问儿子的职业规划,但他却给予谢非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其实,选择电影作为终身职业,对于谢非有些阴错阳差。他原本的志愿是去苏联学习俄罗斯的文学和历史,翻译和研究俄罗斯小说。然而,这个计划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搁浅。
自此,谢非报考了北平电影学院,踏上了自己热爱的电影之路。
谢非与新华夏一起成长,他对于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有着清醒认识。一种“供和国情结”渗透在谢非的电影作品里,那是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坚守,是个体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
1979年底,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杨岩晋、薛静的《苦恼人的笑》,藤闻骥、武天明的《生活的颤音》,黄键宗以副导演名义拍摄的《小花》,都让观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武贻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郑董天的《邻居》和章暖忻的《沙鸥》的出现,以及后来陆续摘得的“金鸡”“百花”等多个奖项,正式宣告了华夏电影“第四代”的登场。
“第四代”坚持创作与理论互动,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一时的电影创新思潮。恰如他们在“北海读书会”写下的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谢非,则是“第四代”中将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虽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并不是领跑者,但却几乎是“第四代”导演中唯一的一位将作者立场贯彻始终的实践者。
谢非一共执导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认同的有6部,包括再现“供和国一代”共同记忆的《我们的田野》,改编自文学名著的《湘女萧萧》,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体现“第四代”诗化意识的《黑骏马》,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益西卓玛》。
谢非的创作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起伏,苏联诗电影的风格影响了他的电影语法,文学名著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少数民族题材让其才气任意驰骋。他以诗化影像颂扬理想主义,其作品民族韵味与东方气质并存,人文关怀与文艺坚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电影流脉。
1974年至1975年,谢非在北平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杜鹃山》的场记和《海霞》的副导演。谢鉄丽、程怀皑、钱将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他至今仍保留着拍《杜鹃山》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第三代”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给了他极大影响。
谢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并不被他自己认可。
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经过十年的动乱,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于是便和郑董天联合执导了影片《火娃》和《向导》。
谢非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但《火娃》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当停机粗剪后,他才发现情节不够,全片长度不到70分钟,需要大幅度的补拍。
谢鉄丽看样片时说:“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这句话让谢非铭记终生。
1965年,谢非23岁,刚毕业便遭遇“闻革”,最初,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直到“闻革”后期,他才猛然醒悟。
十年浩劫结束了,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谢非也在自我反思,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我们的田野》。
而《我们的田野》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当时有一批对“闻革”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谢飞的这部“处女作”真诚、抒情,但人物塑造稍弱,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也使影片温情有余,批判不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谢非感觉到,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闻革”之源。影片《湘女萧萧》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
电影《湘女萧萧》改编自沈崇文的名作《萧萧》,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终于熬成婆婆,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
“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崇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成了题眼。电影也首次出现果.体和“野合”的场面,突破了传统电影中“性与果.体的禁区”。
与《我们的田野》相似,《湘女萧萧》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学术艺术氛围浓厚。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还作为我国首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的影片,在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地上映。